暗访临沂戒网院：电击、强行拘禁和大把钞票，戒网院已成为独立地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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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访临沂戒网院：电击、强行拘禁和大把钞票，戒网院已成为独立地下社会

4月21日，我去了全国最著名的网瘾治疗中心——临沂的“中国网络成瘾戒治中心”，我是以网瘾治疗者的亲戚的身份前去的，简单点说，我说我弟弟得了网瘾，需要治疗，于是该中心允许我先行旁听他们的课程，相当于是考察，以便我最后下决心劝说家人把我可怜的弟弟送进去。我得到了极大的便利去观察这个机构的运转。

然而，去后那些在网瘾治疗中心接受治疗的孩子却让我一直感到心难安。

在我的了解中，他们被强行禁闭、用电休克等非人道的手段进行治疗，甚至在离开戒网院后还心怀忐忑，稍不注意就可能被重新送回去。这些被治疗的孩子是被吓怕了，不是被治好了。而社会舆论却忽视了这个阴暗的角落。一切宣传塑造的是正义的戒网院、饱受困扰的父母，和邪恶的孩子们。

与此同时，网瘾治疗中心还在全国大量出现，主流的媒体在为它们推波助澜。利益链条已经形成。

在这个利益链条上，首先是所谓的专家，有的人本来一辈子不可能成名，在医学上终究要成为一个小人物，但是，突然机会来了，他们发现只要把“网瘾”说成是一种精神病，就能够摇身一变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一夜成名，成为大人物，于是，网瘾，区别于烟瘾、赌瘾等，被单独列为精神病。这是后续事件产生的基础。

其次，是网瘾少年的家长，归根结底，所谓网瘾只是一种社会和家庭病，由于家长对于儿童的漠视和教育失职，导致儿童寻找替代品，即使没有网络，也会寻找其他的替代方式去发泄，比如赌博、游戏机等，甚至有的人只是因为对父母和应试教育的抵触情绪而采取消极的抵抗措施，但是，只要把网瘾说成是一种精神病，家长失职就得到了掩盖。在我的暗访中，家长是最乐于相信这一点的：原来孩子是得了精神病，怪不得不听话，跟我的教育无关。这样的盲目相信加上媒体的宣传更加恶化，对于我调查的这个网戒中心，家长们对于网戒中心是盲目服从的。

最后，这个利益链条上是那些赚了钱的机构。以临沂网戒中心为例，只需要简单的数学，就能看到它已经从治疗网瘾上获得了几千万，甚至有可能上亿的收入。并且在利益体的驱使下，这种机构还在呈爆炸式的增长。

对于这些利益链条而言，网瘾只不过是他们树立的一个稻草人靶子，通过这个靶子，能够实现多少好处！但这么多的利益链条下的受害者是谁？是那些在心理上留下了阴影的孩子们。缺乏关爱的他们非但没有获得补偿，反而给送到了这样阴森的去处，受到恐惧和洗脑的威胁。

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

坦率地说，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认为在面对这么多利益群体的时候，一两篇文章根本不可能触动太多，我曾经指望媒体的力量，因为我就处于媒体之中，但最后发现国内的媒体更倾向于处于帮凶的角色，而尽量避免麻烦和质疑精神。

但我也相信行动，只要你看到了，就必须尽全力去说出来，用一切手段去说，别管结果怎样。要相信水滴石穿，但首先要有水。

2008年4月，家住山东潍坊的滕飞被告知父亲得了病，一家人要一起陪父亲去临沂第四人民医院去看病。对于父母，他深信不移。

到了医院，在医院主楼旁边的一栋小楼上，滕飞和母亲在一楼等待，父亲和医院的人上了二楼。滕飞当时并不知道父亲上楼去干什么，只是到了后来才知道，原来父亲签署了一份协议，该协议要求父母自动放弃滕飞几个月的监护权。当年的滕飞只有17岁。

“我们都上楼检查一下。”父亲下楼后对滕飞及母亲说。

迷惑的滕飞上了楼，却发现只剩下母亲的陪伴。事后，他才知道，父亲迅速离开了医院，回到了潍坊：事实是父亲并没有病，被认为有病的是滕飞自己。

实际上，这并非是滕飞特殊的遭遇，来到临沂四院“中国网络成瘾戒治中心”的青少年们被认定得了一种新型的疾病：网瘾。他们的年龄从13岁到30几岁，绝大部分都是被骗来并强迫接受治疗的。

这个全国最著名的治疗网瘾机构（其在院人数目前超过了150人，与之齐名的北京军区总医院网瘾咨询中心目前只有50人左右）坐落在偏僻城市角落，却因网瘾获得了几千万的收入，甚至就连医院周围的旅馆、饭店也因此繁荣。它吸引了全国各地忧心忡忡的父母们前来咨询，或者把孩子们带来接受治疗。一位家长告诉我：“除了台湾、香港、澳门和西藏之外，这里收治过其他所有省份的病人。”

而临沂四院的前身有一个更加响亮的名字：临沂市精神病医院。在这里的病人可以被强行限制自由，也可以被接受电疗，这一切都是以治病为名义；病人就是那些刚刚成年，甚至没有成年的孩子们。

愚人船

上船的人都是被迫的。网戒治疗是非法拘禁。几乎每一个机构都在用欺骗的手段。如何认定网瘾患者缺乏科学的规范，导致认定被滥用。

4月21日，我来到了这个全国文明的机构，这个位于蒙山大道和前十街交界处的治疗中心在当地很有名气，不管是当地饭店还旅馆的老板都对我表示这个戒瘾中心是这里的招牌，出租司机也表示常看到里面的盟友（专有名词，指来临沂治疗网瘾的人，来临沂就被视为加入了戒网瘾同盟）们跑步的情景。

网瘾治疗中心已经占据了临沂四院相当大的空间，除了主楼旁边的一栋四层小楼有三层是供中心使用外，中心主任杨永信的点评课还放在主楼后面的一栋二层小楼上。

此前4月18日，我曾冒充患者家长对该中心进行了电话询问，强调患者已满18岁，且并不想去戒网瘾。该中心人士回答说，只要把患者弄过来，他就走不掉，即使大于18岁也不要紧。

与临沂的网瘾治疗中心齐名的北京军区总医院网瘾咨询中心也认可强制手段。4月20日，在我与之沟通中，该机构人员表示90%以上的“网瘾患者”是被强制来的。并且，这些人年龄差异也很大，不仅有上瘾的未成年人，还包括很多大学生、成年人。

在4月18日的电话咨询中，临沂治疗中心人士还明确告诉我：为了把病人弄过来，可以骗。至于如何骗，则“一个家长一个样”，在给我推荐方法时她提到了如下几种：告诉患者，给他在临沂的网吧找了个工作，把他骗过来；或者家长先出来两天，宣称在临沂得了病，告诉患者前去探望；全家到临沂旅游；直接给患者吃镇静药；或者，直接找几个人把患者绑过去。

21日在临沂，更是有多位家长向我证实，他们的孩子都是采取类似的手段才来到临沂的。“最极端的是一位家长找了几位警察朋友，开警车把孩子送来的。”

在我询问对于18岁以上人士是否可以强迫时，家长和中心人员均直言不讳表示，采用强制性手段与是否18岁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是为了孩子好，强迫是必须的。

为了规避法律责任，各中心往往是采用和家长签署协议，暂时得到盟友的监护权。但是，对于这样的协议是否能够得到认可，以及中心能否得到18岁以上的盟友的监护权，仍然是个问题。

我的一位朋友、律师游云庭认为，至少在法律上，网瘾戒除中心有没有权利限制一个年满18周岁的公民的人身自由，这触及了公民宪法中的权利保障。他把网瘾和强制戒毒做了一个比较，在前几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初稿把强制戒毒和拘留、逮捕等一起列入了在法定的强制措施，但在最终稿中删除了部分内容。“在实践中，此类行为的争议非常大。”游云庭表示。

此外，关于网瘾的界定问题仍然在困扰着法律界，到底谁有权判定一个人具有网瘾？

据我了解，目前的操作是只要家长认定孩子有网瘾，就可以得到网瘾治疗中心的认可，而家长本身是很容易被说服的。由于缺乏权威的国家标准，治疗中心也存在为了招徕客户把判定网瘾标准降低的利益驱动，可能导致界定的滥用。

2008年底，北京军区总医院网瘾咨询中心推出了《网络成瘾诊断标准》，其中规定的标准是每天上网6小时以上，引起了极大地争议。按照这个标准，我也是网络成瘾患者。据我了解，该机构目前的诊断仍然是以此为依据的。

临沂戒治中心也在其网站www.lyjieyin.com（在我的调查部分泄露后，该中心关闭了这个网站）推出了自己的标准测试题，该题目非常不规范，即使都选择最低程度，最后计算出来的结果竟然是44分，结论是“由于因特网的存在，你正越来越频繁地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应该认真考虑他们对你生活的全部影响”。也就是说，只要参与做题的人不管怎么选择都会被诱导性地指称有一定的问题。更关键的是，一个号称专业的治疗机构竟然出如此不负责任的测试题，能够证明它的专业吗？

滕飞在当天上午到达了临沂的网瘾戒除中心，他并不相信自己有网瘾，也不想留下，那么上船后的他在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规训

13号室。电击。用治疗精神病的方法治疗网瘾。羞辱式的惩罚。

在我与家长的交谈中，往往无意中提及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都不愿意留下的盟友们最后都同意留下了？

“不出两个小时，他们就会同意的。”一位家长如此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但对于具体的询问则王顾左右而言他。

实际上对于临沂的疗法这并非是秘密，在业界对于它的治疗方法颇有微词。北京军区总医院网瘾咨询中心一位人士告诉我：临沂的核心是电休克治疗。而它附属于精神病院这一点竟然成为了它的优势：“由于是精神病医院，他们有权力使用电休克治疗，而其他机构，比如我们这里是不允许使用的。”（“它们不能使用电休克，但是可以使用电针灸，本质上是一样的。”滕飞告诉我。但我没有得到证实。）

电休克治疗是治疗精神病的一种方法，现在却被该中心主任医师杨永信用到了治疗青少年网瘾上。电休克治疗是把两个电极连接病人两个太阳穴进行电击，杨永信却发明了电手的方法。也就是把两个电极都接在盟友的同一只手上，造成盟友的手部剧痛，但是不影响盟友的心脏等重要器官。电手的痛疼度比电脑部要大得多。

北京军区总医院网瘾咨询中心人士暗示，由于没有经过充分论证，不排除电休克治疗对于非精神病青少年的危险性。

杨永信仅仅告诉家长，电休克疗法并没有危害。

4月21日，我聆听了主任杨永信的一堂点评课，在课上，杨永信多次提及“13号室”，电休克治疗仪就放在这个房间，于是“13号室”在盟友内部就成为了惩戒的代名词。

“网瘾专家”在谈到治疗的时候往往强调爱和关心的重要性，然而，“临沂方式最核心的地方就是电休克治疗。”滕飞告诉我。正是这种惩戒让盟友们产生的恐惧达到了让他们听话的目的。

在滕飞来的当天，父亲走后，吃过午饭的滕飞试图劝说母亲离开，却遭到了院方的阻拦。最后他被告知，可以先做脑电图检查，如果的确没有病就可以离开。于是他走向了那台叫做电休克治疗仪的机器。

“我走过去之后，已经发现有问题了，这不是脑电图。我想跑开，可他们把我按住，推到了机器上。”滕飞表示。

上了治疗仪，滕飞就是再想离开也不可能了。他形容那种感受，“有针在身体里乱窜，无法说出的疼，电手的疼痛是电头的好几倍。”治疗方在轮换着电他的头和手，持续时间在半个小时以上。如果他还表示想走，就会再次接受电击。

“在治疗的时候，家长是不允许在旁边的，不能让他们看到。杨永信告诉家长，由于我们都头脑不清醒，所以用微电流来给我们治疗，让家长以为没有这么疼。如果我们把情况告诉了家长，他就说我们干扰了治疗，继续电。”滕飞告诉我。

在滕飞看来，那些桀骜不驯的孩子不是被说服了，而是被电怕了。从进来的第一天，他们就已经知道，必须呆够4个半月，几乎不可能提前出去。这种绝望的心情比任何的治疗更有效果。他告诉我，在1个多月的时间内他被电击了7次。

一位已出院盟友的妈妈说，她知道孩子是在接受电击，而且很疼。她也知道这样的电击会让孩子感到害怕。但是，她又认为，这样的治疗方法是有效的，能够让孩子听话，从而把“网瘾”纠正过来。

除了电疗之外，还有药物，据家长们介绍，有几种“给脑子补充养分”的药品一直在使用，也包括戒网瘾的中药汤剂。据我了解，药品名称包括安定、顺坦等治疗神经的药品，但没有其他特殊药品。

对于再偏（专有名词，指治疗完毕后仍然再犯网瘾）者，更有饮食方面的惩罚，不准吃肉，只准吃白水煮白菜豆腐，以示和别人的区别。这种区别造成的屈辱往往让盟友们屈服。

广场

宏大的场面本身就是说服力。用集体主义的批判摧毁盟友的自信。一个地下社会的诞生。

然而仅仅靠电疗就算是能够吓服孩子，又如何让他们完全听话？同时让家长服帖？

当我刚来临沂的时候，就被告知应该去听一听杨永信的点评课，这是除了电疗之外的另一个法宝，可以用“宏大的广场”来形容点评课的效果，即，通过宏大场面的做法来感染人们的情绪，达到服从的目的。

点评课是在一个拥有八对大窗的礼堂式大房间内进行的，粗略目测估计，可以坐350人左右。每天上午，在院的所有盟友和家长必须准时到礼堂去听讲师们的点评课。点评课经过了精心的安排，讲师们讲到动情之处，音乐就会响起，每当盟友说话的时候，他的家长就会主动起立。并且还专门谱写了《戒网瘾之歌》，在歌词中对于网瘾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并鼓励人们戒网瘾，这歌是必唱的。

在宏大的场面中，任何人的缺点都会被无限放大并且当中公布。任何的不同意见都会被放大和抨击，最后妥协。

每次点评课会针对几个盟友进行点评，特别是刚进来的盟友。所谓的点评，就是把该盟友的一切缺点暴露在所有的盟友和家长面前进行猛烈抨击。“他们是在摧毁孩子的抵抗心和自信心！”一位业内人听了我的叙述后认为。“对于孩子来说，由于此前受过电击，并已经知道出不去了，在大庭广众面前，大部分人在第一次接受羞辱的时候，防御和自信就被摧毁了。”

防御被摧毁后的盟友几乎会去做杨永信所要求的一切，一般情况下，杨永信会要求刚去的盟友给父母磕头。忐忑不安的父母们突然看到孩子如此听话，会对中心的神奇佩服得五体投地。由于网戒中心的权威性，家长们很快就被摆布得如此听话，即使他们都知道在临沂治疗的核心是恐惧而非爱护，但仍然对效果感到满意。“杨叔只用了两天时间就让孩子跪倒在了我的面前道歉。”一位家长兴冲冲告诉我。当孩子已经屈服的时候，家长们表现得是兴奋，他们是网戒中心的同盟者。

我在晚间点评亲眼目睹了对于一个盟友的点评。管理人员之一的涛哥（对于管理人员，大家以哥、姐相称，除了涛哥，还有彬哥、雷哥、兰姐、霞姐等人）告诉大家，该盟友曾经想杀死父母，以及其他种种极端的行为，通过把盟友行为极端放大树立一个稻草人的靶子，再结合该盟友的其他事件对该他从政治、社会、家庭等各方面进行了剖析，把他贬得一无是处，再找该盟友的父亲对儿子进行批判，找其他盟友进行评价，并请该盟友进行自我批评，把自己的以前说得一无是处。在这样的场合不仅孩子，就连家长都不可能有任何反驳的可能性。

该盟友最后以绝望的哭泣作为回应，并表示一定听杨叔（专有名词，对杨永信的称呼）的话。他的自尊和抵抗已经完全被摧毁了。

在4月21日上午，杨永信还对两个不守纪律的人进行“点评”，其中一个认为自己被冤枉了，不应该被记圈。

所谓记圈，就是根据盟友的表现被提出警告，五次警告就可以构成一次“进13号”的条件，在点评完毕后，已经“达到条件”的人将在下午接受单独的电击治疗。据滕飞透露，记圈非常随意。我亲眼见到中心管理人员之一的涛哥因为几位盟友不积极举手回答问题，就给他们每人记了两个圈。

在该堂点评课上，杨永信并没有纠正错误记圈行为，反而斥责上述盟友经不起考验。他着重讲述了人应该禁得起冤枉，就是真的弄错了，也要经受住考验的道理。并提出，以后要增加训练经受冤枉的课程，培养人们的意志力。在他举手投足之间都能获得家长的完全赞成。当他问“对不对”的时候，总是能够得到一致性的“对”的答复。

当天上午的点评课一直持续到12点半，其内容仅仅是对两个人进行点评，并欢送两个即将离开者。这原本可以用半个小时结束的事件却花了四个多小时，基本上都是杨永信一个人在讲话，其内容多为重复，却极具感染力，常常有家长因为抑制不住激动而流下泪水。

据我现场了解，盟友的生活几乎每天都是固定的，上午点评，下午军训，晚上继续点评。

与此同时，这个团体内还产生了组织，产生了家长委员会和盟友中选拔的组长。根据我的观察，盟友和家长也是分三六九等的，这种等级化的差异很可能是构成忠诚的一个要素。通过在宏大的场面中不停地赞扬和拔高那些服从的人，能够让有抵抗情绪的人迅速瓦解。在这样的环境中，望子成龙的家长更缺乏抵御能力。

具有强大向心力的组织是地下社会诞生的基础，这个地方已经具备了条件。我所能说的就是，当初00功也是在权威媒体和出版机关的护翼之下的，最后所产生的却是一个靠集权和崇拜维持的地下社会组织。

滕飞经历过宏大的场面后也服从了，但他并没有完全服从。在入院半个月后，他选择了逃走。

按照医院的规矩，入院半个月的新人是无法离开的。但是半个月后有了放风的机会，可以在周末的时候上街去一下。为了防止盟友利用这个机会逃走，每个盟友上街的时候，必须由两个家长陪伴。但出了医院的滕飞三下五除二推开了两位家长，向着自由奔去……

可是三个小时后，他又回到了医院的病房内。

魔山

上去就下不来的魔山。迅速扩大的行业。厘不清的概念和无数的受害者。

“进去容易出去难。”滕飞向我表示。

除非住满了四个半月，否则很难离开。滕飞属于特例。

半个月时他实施了第一次越狱计划，却以失败告终。“我没有地方可以去。”他告诉我。由于家在潍坊，身无分文的他只好给还在网戒中心的母亲打了电话，被劝回了基地。

滕飞回去的代价是在当夜接受了20分钟的电击。并且，从今往后，在别人获得许可上床休息之后，他以及几个“二进宫”或者犯过错误的人，必须“等身长头”，也就是像藏族人朝觐拉萨那样磕着五体投地的长头，每天两百到三百下，一直到十二点，才能睡觉。

然而他也是幸运的，在一个月零一个星期之后，他在潍坊的父亲终于认定这样的治疗是不行的，强行把他接走，为此，他们多赔付了网戒中心5000元钱。滕飞表示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他的花费一共在一万五千元左右。

关于治疗网瘾的费用，我询问了多个家长，有的告诉我每个月六千左右的固定费用，加上其他花费在8000元左右；有的认为还多一些。但是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同意，四个半月的治疗下来，花费一定在3万元以上。据该中心的宣传，已经有几千名盟友在此治辽过网瘾，按照保守的2000名计算，该中心也已经有了6000万人民币的收入。

即使在入住的前几天，大多数盟友都迅速改变争取早日离开这里，中心还是有办法让绝大多数盟友住够四个半月。其用的方法是：1，威胁住不够天，会导致孩子再偏。2，建立各种各样的理论论证四个半月最有效果。3，各种心理暗示去影响家长，让他们不好意思提前离开，实际上，只要进了中心，家长总是比孩子更听话。4，通过协议限制盟友必须多住。

我参加了一个盟友告别仪式，其中一个班长在4月21日离开。他住了整整6个月，当了5个月的班长。在欢送仪式上，杨永信用了一个多小时反复强调了该班长的忠诚，并告诫大家一定要注满4个半月才能保证疗效，否则将前功尽弃。

一位家长也告诉我，4个半月是科学的，“科学家说，一种事情要形成习惯，必须要21天，比如，如果每天晚上12点把你吵醒，一次两次你都不会自己形成习惯，可是如果接连21天把你吵醒，到22天时你就会自己醒过来。21天和一个月相差不大，我们就按一个月算。如果要巩固这个习惯，需要四个疗程，也就是4个月。再加半个月调整期，所以四个半月是很科学的。”

另一位家长则认为，4个半月是考虑到网游账号在4个多月后过期，孩子回去后也无法继续在网络上修级了。“那些只住一两个月的，回去账号没有过期，还能继续打。”

除了告诫之外，协议也阻止了家长带盟友提前离开，否则就要多交钱，并且不保证治疗效果。

“就是这样也算不错，花钱还是值得的。”一位家长说，他告诉我，这里的家长满意度是百分之八十多，是全国最高的。

令人感到吊诡的是：那些更加人性化的机构治愈率却要低得多，反而不受欢迎。该家长的孩子上了青岛大学，因为网瘾而无法学习，曾经在青岛的某网瘾治疗机构治疗，“治了十几天，花了两千多，可是那里没有强制力，也没有效果。”

但是，即使家长们心甘情愿相信网戒中心提供的数据，并一再把这些数据告诉我，这里的治愈率到底怎么样，仍然有疑问。

在网络上，如果搜杨永信，就会发现诅咒者比赞扬者要多得多，对于该中心电疗、强迫禁闭、洗脑的说法已经层出不穷。甚至百度贴吧里面有专门骂他的一个吧。曾经在中心表现出色的乖孩子离开后迅速再偏。杨永信认定这些孩子关于撒谎和作假。“但是之所以作假，是因为在医院时被逼着说假话，很多人其实是不信杨叔那一套的，但他们要离开就必须作假。”滕飞说。

就是我了解到的那些出院后的精品（专用词汇，表示戒网瘾优秀者）的家长们也发现，孩子虽然有变化，但更多是因为害怕再回到治疗中心去，或者由于治疗中心的隔绝已经让他们对于熟悉的世界有了生疏感。

一位家长告诉我，杨永信在考虑下一步，除了做网瘾戒除中心之外，还想给出院者开设文化课堂，甚至想把他的经验介绍到全国去。

与该院同一条街上，附近处就有至少两家网吧，夜幕降临后灯火通明、人满为患，粗略估计，其上网的人数加起来已经超过了治疗中心现在的盟友数，这些人仍然在上网，却并没有需求治疗。

仅仅靠这样的治疗是否真的能够根除网瘾现象？抑或是这个现象的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什么是网瘾？网瘾治疗中心仍然在大量出现，这有成为一种新兴行业的趋势，但对于这个直接影响青少年的行业来说，连最基本的概念的都没有厘清。

一位心理学专家在得知我在做这个题目时告诫道：“问题很复杂，网瘾现象也许是因为家庭对孩子的关注度不够造成的，如果单单说什么网瘾现象，把它当做一种病症，很可能产生了隔离的效果，加深了心理疾病。”他认为，网瘾现象所依赖的心理因素可能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从家庭内部产生了。

在对网瘾有了明确的认识和定性之前就做大规模的治疗，会不会造成对青少年更大的伤害，是值得整个社会深思的问题。如果还是维持现在机构繁多、自行其是的混乱状态，那么受害者将是更多的孩子。